印度“一箭十星”之后再看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！
2008-05-07 20:08:12.0
印度“一箭十星”之后再看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！
4月28日9时20分,一枚印度PSLV-C9火箭搭载10颗卫星升空。对此，印度国内的欢呼雀跃，中国网民的鄙夷不屑，但谁都应该承认，以印度的航天技术的发展和核技术的逐步成熟，印度直接对中国核心地区构成核威胁已经成为现实。将来“烈火3”弹道导弹的发射成功，也就是在补充一个明确的宣言而已。
由此，我感觉中国处理和印度的边界问题将越来越棘手，原因在于：我们在使用武力时，风险成倍的加大了；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手段，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。
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温和的国家，信奉的是防守反击，因此，在解决边界问题时要抓住契机。解决中印边界问题，1962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契机。
当时印度侵占中国领土，已经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印军的哨所竟然设立在我军哨所的后方，印度政治领导人、军方和民众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。这就是我们打防守反击的最好机会，正好可以连本带利一举收回。战场上的态势也正是如此，中国军队第一次接近的中引边界传统习惯线。
但是后来我军又大幅后撤了，不是从当时双方的交火线后撤，而是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，这样，我军从火线实际后撤的图上距离肯定是超过了20公里，如果考虑到山区的地面距离，那就更多了。对此外国人评论，印度这个失败者得到了胜利名义以外的一切。
对于当初的后撤争论很大，我们当时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困难，但有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。
困难一，后勤补给困难？
我军打了一个多月，消耗掉了新疆、西藏两个战区3.6万吨的战前储备，内地紧急支援了3万吨，消耗的确很大。但是从实际情况看，根本的问题不是补给送不上去，是运送补给的成本太高。我国当时已经有三条进藏公路，在战场上我军有能力在一个月内抢修一条81公里的临时道路，在一天内搭建一座临时桥梁的能力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，我军的大口径榴弹炮、加农炮已经可以参战了。可见，后勤虽然困难，但还是可以解决的。
印军也同样困难，据印度方面的回忆录说，在中印边界第二阶段邦迪拉战场，印军机枪携带的弹药量只能维持战斗半个小时。
即便过了11月大雪封山，我军无法支持大兵团作战，印军也是一样。困难是双方的，只我方更大一点而已。
有趣的是，印度人也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后勤，他们撰文道，“中国以其独特的作风，在西藏东部广泛实施公路和机场的修建计划，这对于印度是有深刻影响的。公路网能使中国集中和维持大兵团直达边境，………因为西藏那边的地形是一片高原，许多地方很平坦，便于军车行驶，在这样的地面上修路，不会成为大的问题，…….。相反，在我们这一边，必须越过丛林密布、阴雨连绵的几座祟山峻岭，才能到达主要的分界线区域；而中国人可沿雅鲁藏布江一线，长驱直入，几乎直达我们的边境。他们只要进行有限的工程，就可使现有的驴马小道行驶车辆。显然，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对抗。”
我军如果想坚守，除了可以临时从后方增补之外，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缴获甚多。从我军交还缴获印军武器装备清单看，缴获各种火炮３００余门，各种枪６３００余支（机枪600多挺），炮弹2.2万发，枪弹400万发，可以计算出，单门缴获火炮平均配弹70多发，单支缴获枪械平均配弹600多发；还有手榴弹1.9万颗，地雷1800颗，坦克10辆，汽车400辆，军用大衣、毛毯1900件，军服2760余件…………..敢情这运输大队长还不止老蒋一个呀！哈哈哈…….遗憾！咱们也是太大方了！
困难二，守不住？
印度当时有总兵力50-60万之间，在中印边界受到我打击的有11个旅约5万，理论上印军还是有相当实力的。但应考虑到如下几点：
1.印军战斗力较弱。开始我军对印军也不摸底，但是交手后认为，印军相当于国民党军中等部队的战斗力，根据战后双方损失比看，我军可以和印军一对三。
2. 中印边界地区地形易守难攻。我军的胜利主要是依靠纵深穿插合围，而印军被包抄后对要点坚守不坚决。
3.由于地势险要，战场条件不适宜大兵团作战。双方约10万人的较量，估计是战场容量的极限，再增加兵力只能在崎岖的山路上排队而无法全面展开。
在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期间，印度动员了二十万名士兵，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，无法在当地展开军、师一级的部队，大多数战斗的规模在团级或营级。印军直接参战的人数接近三万人，但是攻击5000多穆斯林游击队把守的山头迟迟不能得手，损失惨重。这一冲突可以作为一个旁证。
即便双方以较大规模会战，我军也是不怕的。1962年中印边界第二阶段的战争，就是印度不接受停火，意图反功引起的。当时印度在一线部署了14个旅，意图发动攻势，我军断然反击，歼灭2个旅，重创3个旅，击溃3个旅，可见，我军是可以挡住印军军一级的全面进攻的。
关于空军的问题，首先，在世界屋脊上空地区作战，对当时的空军来说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；其次，有使用空军便利条件的印度决定在1962年的作战中不动用空军，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中国空军的报复行动。这表明印度方面实际是想控制交战的规模，避免升级。
1971年以前，印军在东部地区的演习，着重演练防御动作，即先在前沿地区迟滞我军的进攻，尔后有计划地撤至预定地区，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进行阻击。可见，1962年对印军的打击给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由此可见，印度当年虽然态度强硬，但是否真的敢大打是一个问题，能否打赢还是一个问题。
困难三、国际环境极端不利？
这的确是事实，国际上还是反对我们的声音大，英国、前苏联直接进行军事支援，美国除了军事援助，还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孟加拉湾，尼赫鲁也跪求美国直接军事干涉。我们的压力的确很大。
但是反过来思考，后撤就压力不大了吗？
中印一仗，并没有打出预期的和平。
中印之间在1962年之后还爆发了3、4起较大的边界冲突；
前苏联继续蚕食我领土，从1960年到1969年，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近4500起，终于酿成珍宝岛之战和铁克列提事件；
中美关系也是双方在越南明里暗里打了十年才逐步走上正常化。
客观的说，整个中国的安全形式并未也我们的高姿态变的好转。
国际关系的好转，让是一个方面，打也是一个方面。
困难四、国内环境不利？
的确如此！当时经济相当困难，台湾的蒋介石还策划反攻大陆。
但是纵向比较，比起1951年的抗美援朝条件要好的多，比起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压力要小的多。
对于当时的后撤，深层次的分析不是笔者擅长的，但现在极端的评论非常多，或指责为妥协退让，或拔高为高瞻远瞩，我觉得走极端都是不好的。
也许原因很简单，讲究仁义理智信的中国遇见了信奉“人至贱则无敌”的印度，不小心吃了亏；想搞一出“七擒孟获”， 结果演砸了，没想到尼赫鲁是泼皮加滚刀肉，不打他闹的欢，打他他就撒泼打滚闹的更欢。
维护主权有时候需要狠狠心、咬咬牙，当年老蒋如果狠狠心、咬咬牙就是要琉球，世界历史恐怕都要改观了；1962年时候如果前辈能够冒一次险，他们的后代在处理问题时将主动的多。维护主权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假如靠谈判就能维护主权，那外交部里的民族英雄岂不是成堆了？
客观的分析，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前后，中国失误的地方，在于对印度过分的克制、忍让，助长了印度扩张的气焰。如果早打一个小仗，也许能避免一场大仗。
现在，印度对中国腹地构成了核威胁，我们再想要回失去的更加困难，打几乎不可能，谈绝对没可能。对我国来说，1962年没有冒险，今天更不可能冒更大的风险；对印度来说，有了原子弹底气更足，同样野心会更大；对世界来说，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正面冲突，更加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忧虑和关注。假如毛泽东能够预见到印度也会有导弹和原子弹，当初一定会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！
现在，我们评论前辈的意义，不是想追究什么责任，在于对现实处理问题要有所启示，尽管局面不利，我们不能绝望。主权真正的失去，在于人心的绝望。
首先当然要有危机感、紧迫感，要牢牢抓住有利的契机。防守反击的策略，本来破门的机会就不多，一旦出现就不能浪费。
当问题实在无法解决的时候，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也是无奈之中的办法。在处理主权问题上，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可以作为为政者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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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，我感觉中国处理和印度的边界问题将越来越棘手，原因在于：我们在使用武力时，风险成倍的加大了；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手段，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。
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温和的国家，信奉的是防守反击，因此，在解决边界问题时要抓住契机。解决中印边界问题，1962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契机。
当时印度侵占中国领土，已经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印军的哨所竟然设立在我军哨所的后方，印度政治领导人、军方和民众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。这就是我们打防守反击的最好机会，正好可以连本带利一举收回。战场上的态势也正是如此，中国军队第一次接近的中引边界传统习惯线。
但是后来我军又大幅后撤了，不是从当时双方的交火线后撤，而是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，这样，我军从火线实际后撤的图上距离肯定是超过了20公里，如果考虑到山区的地面距离，那就更多了。对此外国人评论，印度这个失败者得到了胜利名义以外的一切。
对于当初的后撤争论很大，我们当时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困难，但有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。
困难一，后勤补给困难？
我军打了一个多月，消耗掉了新疆、西藏两个战区3.6万吨的战前储备，内地紧急支援了3万吨，消耗的确很大。但是从实际情况看，根本的问题不是补给送不上去，是运送补给的成本太高。我国当时已经有三条进藏公路，在战场上我军有能力在一个月内抢修一条81公里的临时道路，在一天内搭建一座临时桥梁的能力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，我军的大口径榴弹炮、加农炮已经可以参战了。可见，后勤虽然困难，但还是可以解决的。
印军也同样困难，据印度方面的回忆录说，在中印边界第二阶段邦迪拉战场，印军机枪携带的弹药量只能维持战斗半个小时。
即便过了11月大雪封山，我军无法支持大兵团作战，印军也是一样。困难是双方的，只我方更大一点而已。
有趣的是，印度人也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后勤，他们撰文道，“中国以其独特的作风，在西藏东部广泛实施公路和机场的修建计划，这对于印度是有深刻影响的。公路网能使中国集中和维持大兵团直达边境，………因为西藏那边的地形是一片高原，许多地方很平坦，便于军车行驶，在这样的地面上修路，不会成为大的问题，…….。相反，在我们这一边，必须越过丛林密布、阴雨连绵的几座祟山峻岭，才能到达主要的分界线区域；而中国人可沿雅鲁藏布江一线，长驱直入，几乎直达我们的边境。他们只要进行有限的工程，就可使现有的驴马小道行驶车辆。显然，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对抗。”
我军如果想坚守，除了可以临时从后方增补之外，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缴获甚多。从我军交还缴获印军武器装备清单看，缴获各种火炮３００余门，各种枪６３００余支（机枪600多挺），炮弹2.2万发，枪弹400万发，可以计算出，单门缴获火炮平均配弹70多发，单支缴获枪械平均配弹600多发；还有手榴弹1.9万颗，地雷1800颗，坦克10辆，汽车400辆，军用大衣、毛毯1900件，军服2760余件…………..敢情这运输大队长还不止老蒋一个呀！哈哈哈…….遗憾！咱们也是太大方了！
困难二，守不住？
印度当时有总兵力50-60万之间，在中印边界受到我打击的有11个旅约5万，理论上印军还是有相当实力的。但应考虑到如下几点：
1.印军战斗力较弱。开始我军对印军也不摸底，但是交手后认为，印军相当于国民党军中等部队的战斗力，根据战后双方损失比看，我军可以和印军一对三。
2. 中印边界地区地形易守难攻。我军的胜利主要是依靠纵深穿插合围，而印军被包抄后对要点坚守不坚决。
3.由于地势险要，战场条件不适宜大兵团作战。双方约10万人的较量，估计是战场容量的极限，再增加兵力只能在崎岖的山路上排队而无法全面展开。
在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期间，印度动员了二十万名士兵，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，无法在当地展开军、师一级的部队，大多数战斗的规模在团级或营级。印军直接参战的人数接近三万人，但是攻击5000多穆斯林游击队把守的山头迟迟不能得手，损失惨重。这一冲突可以作为一个旁证。
即便双方以较大规模会战，我军也是不怕的。1962年中印边界第二阶段的战争，就是印度不接受停火，意图反功引起的。当时印度在一线部署了14个旅，意图发动攻势，我军断然反击，歼灭2个旅，重创3个旅，击溃3个旅，可见，我军是可以挡住印军军一级的全面进攻的。
关于空军的问题，首先，在世界屋脊上空地区作战，对当时的空军来说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；其次，有使用空军便利条件的印度决定在1962年的作战中不动用空军，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中国空军的报复行动。这表明印度方面实际是想控制交战的规模，避免升级。
1971年以前，印军在东部地区的演习，着重演练防御动作，即先在前沿地区迟滞我军的进攻，尔后有计划地撤至预定地区，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进行阻击。可见，1962年对印军的打击给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由此可见，印度当年虽然态度强硬，但是否真的敢大打是一个问题，能否打赢还是一个问题。
困难三、国际环境极端不利？
这的确是事实，国际上还是反对我们的声音大，英国、前苏联直接进行军事支援，美国除了军事援助，还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孟加拉湾，尼赫鲁也跪求美国直接军事干涉。我们的压力的确很大。
但是反过来思考，后撤就压力不大了吗？
中印一仗，并没有打出预期的和平。
中印之间在1962年之后还爆发了3、4起较大的边界冲突；
前苏联继续蚕食我领土，从1960年到1969年，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近4500起，终于酿成珍宝岛之战和铁克列提事件；
中美关系也是双方在越南明里暗里打了十年才逐步走上正常化。
客观的说，整个中国的安全形式并未也我们的高姿态变的好转。
国际关系的好转，让是一个方面，打也是一个方面。
困难四、国内环境不利？
的确如此！当时经济相当困难，台湾的蒋介石还策划反攻大陆。
但是纵向比较，比起1951年的抗美援朝条件要好的多，比起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压力要小的多。
对于当时的后撤，深层次的分析不是笔者擅长的，但现在极端的评论非常多，或指责为妥协退让，或拔高为高瞻远瞩，我觉得走极端都是不好的。
也许原因很简单，讲究仁义理智信的中国遇见了信奉“人至贱则无敌”的印度，不小心吃了亏；想搞一出“七擒孟获”， 结果演砸了，没想到尼赫鲁是泼皮加滚刀肉，不打他闹的欢，打他他就撒泼打滚闹的更欢。
维护主权有时候需要狠狠心、咬咬牙，当年老蒋如果狠狠心、咬咬牙就是要琉球，世界历史恐怕都要改观了；1962年时候如果前辈能够冒一次险，他们的后代在处理问题时将主动的多。维护主权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假如靠谈判就能维护主权，那外交部里的民族英雄岂不是成堆了？
客观的分析，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前后，中国失误的地方，在于对印度过分的克制、忍让，助长了印度扩张的气焰。如果早打一个小仗，也许能避免一场大仗。
现在，印度对中国腹地构成了核威胁，我们再想要回失去的更加困难，打几乎不可能，谈绝对没可能。对我国来说，1962年没有冒险，今天更不可能冒更大的风险；对印度来说，有了原子弹底气更足，同样野心会更大；对世界来说，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正面冲突，更加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忧虑和关注。假如毛泽东能够预见到印度也会有导弹和原子弹，当初一定会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！
现在，我们评论前辈的意义，不是想追究什么责任，在于对现实处理问题要有所启示，尽管局面不利，我们不能绝望。主权真正的失去，在于人心的绝望。
首先当然要有危机感、紧迫感，要牢牢抓住有利的契机。防守反击的策略，本来破门的机会就不多，一旦出现就不能浪费。
当问题实在无法解决的时候，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也是无奈之中的办法。在处理主权问题上，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可以作为为政者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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